人会对于他们不认同的部分加上主观性很强的评价。
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,村公所的干部们认为应当加强村里的文化教育。但这种教育一定与以前地主开设的村学不一样:首先,这种新式的教育不能只是针对儿童的,不认识字和缺乏科学常识的成年人也应当接受教育。因此,学习不能占用太多大家从事生产活动的时间,否则也就没人会愿意来学习了。其次,这种教育一定是能够让村里的大部分群众都有机会参与的,而不能像是从前的村学那样还要收那些学费。以前的村学的学费虽说是已经相对较低,能够让贫农家出身的孩子入学了,但实际上一个普通贫农的家庭也顶多能承担让一个孩子入学的费用。
而且,由于在抗日时期丘阳原先村学的教书先生逃到南方去了,现在丘阳村里已经没什么具有教师经验的人。何况原先教村学的先生,也未必有资质来教现在村公所需要教的东西。
为此村公所的干部们又经历了一番讨论,最终得出了一个方案:让村里的群众按照住所的分片儿组成识字小组,每个小组里认识字最多的人自从成为组长,负责每天教会其他人一个字。而村公所应当再成立一个临时的“教学委员会”,让文化水平较好的那些干部来负责编写识字小组的“教材”,来讨论识字小组的组长该教什么字、该怎么教,而后再对那些组长们进行培训。
由于民兵队里还有些姑娘是不识字的,村公所就把她们组成了一个试验的识字小组,让李福山试着教她们认字。之所以选李福山来当这个试验小组的组长,是因为她尽管识字,但文化水平却不是很高,也不是那种能说会道的人,村里多数识字的中农或贫农基本上都是她的这种情况。
试验识字小组的教学效果出乎大家的预料。在大年初二正式开始的试验识字小组,仅仅利用午饭和晚饭之后的时间进行教学,到大年初七的时候就已经帮助小组成员认识了三十二个字,平均每天认识五个字还多。这远远比之前设想的一天一个字情况要好,但干部们也考虑到了,民兵队的姑娘对于识字更有热情,所以她们肯定会比普通群众识字要快。
不过,即使如此,也说明了之前从没上过学的普通农民,在这种教学方式下一天认识至少五个字是可以做到的。而如果考虑到多数群众可能不会像民兵队员那样愿意认字,把要求降低到每天三个字也是合理的。
对于一天究竟要学多少字,秋穆也说道:“我觉得没有必要非得规定一天要学多少字。可以规定一个下限,比如一天至少学两个字,但至于实际上每个小组一天能教会多少字,就应当由组长看组员的情况来决定,能学得多的就多学。”
这个观点受到了广泛的认同,但也有人提出疑问:如果有的组长为了争先进而故意拉快教学速度,而使得组员跟不上进度呢3?
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容易解决:判断一个小组是不是先进不能以组长教得快慢,而是要以组员学得如何作为标准。以认识九百字作为“脱盲”标准4,最快使得全组组员“脱盲”的那些小组应当被授予“先锋”称号,并且颁发相关证明。
另外,在识字小组进行教学的同时,村里也计划通过宣传的方式提高群众的卫生意识。干部们认为这项工作应当交给夫男会去完成,因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