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管无敌第165部分阅读（2/2）
作者：作者不祥
工资更是要打七折！每天的工资只有四角钱！中午的半个小时吃饭时间没有了，每个月的休假也没有了。请假一天就要扣一块钱！请假三天就要卷铺盖滚蛋！在大革命时被废止的超时工作制，如今也在‘服从民族斗争需要’的口号中被恢复了，一天要上十六个小时的工！也就是说除了睡觉吃饭之外。其余时间都得工作——就是牲口也不能这么使唤啊！”
这位骨瘦如柴的纱厂工人如是抱怨说，同时绘声绘sè地模仿起了老板训诫他们的口吻：“……你们不是痛恨ri本人吗？不是要反ri爱国吗？ri本人正要打倒华纱，使得你们没有工做呢！现在你们帮助厂方减低出品成本，就是表示我们中国‘劳资合作’的团结ng神，也就是抵ri货、救中国的爱国行动！万一各位工友不肯帮忙，那末我们无法维持，只有关厂！而你们这帮懒鬼则个个都是汉niān卖国贼！”
说到这里。他不由得摊了摊手，“……话都已经说到了这一步了，我们还能怎么办呢？多费点力气总比失业好……可是每天十六小时工作之后。那感觉真是仿佛大病初愈。更别提在有些时候，还要加班到每天十八个小时！当真是连走出车间的力气都没有了！而工钱却只给十二小时的！甚至还要打折，还要迟发！
我有个曾经一起扛枪的好兄弟，乃是一条身强力壮的山东大汉。一个人打五个不成问题。谁知沦落到纱厂里干了才一年。一身疙瘩肉就掉了个ng光，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，面sè像死人一般的惨，走起路来好像踩高跷，整天咳嗽流冷汗，还是硬撑着做工，最后活活累死——死的时候只剩了不到六十斤重啊！
哎，在工厂里活活累死。都还不是最惨的。有些工友累出了浑身的重病，站都站不起来。实在是干不动活，却又一时死不了，结果就被老板一脚踢出厂门……可怜他们已经是连爬都爬不动，想要当乞丐都没有力气开口讨饭，只能就这么蜷缩在墙角，等着什么时候被饿死冻死，没有喂了野狗就算是运气……”
接下来，香烟厂的员工也抱怨说，他们的工厂最近改用了流水线作业，生产速度大大加快，工人数量却并不增反减，以至于一个人要负责好几道工序，还要连续工作至少十几个小时，一刻都不得休息。因此每个礼拜都有人忙中出错，被绞住头发或削掉手指头……而这年头的中国工人既没有工伤待遇，也没有意外伤害保险，即使成了残废，东家最多也就是给几块钱，然后丢出去自生自灭……
像这样在工厂中被榨干血肉的过劳死，听上去已经够可怕了，然而更可怕的是，在付出了如此损害健康的劳动之后，有很多工人依然拿不到应得的工钱——“……从去年开始，厂里的工资就只发一半的现钱，另一半发卖不出去的本厂产品（丝绸），让工人自己想办法卖掉来换钱，可身边的朋友们都穷得没饭吃，哪里买得起绸子呢？如今市面上的丝绸又严重滞销，连当铺都不肯收！没有办法，我只得抱着绸子哭！”
一位脸sè憔悴的丝绸厂女工捧着茶杯，泣不成声地哭诉说，而王秋则很怜悯地表示，自己愿意出钱收购她的绸子，并且考虑是不是要下个单子，把她们厂里积压的丝绸买来——反正自己手里就数钞票最多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听了这些工人的悲惨叙述，看着他们廋骨嶙峋、未老先衰、百病丛生的身体，王秋同学深受震撼。
事实上，且不说那些在故事中被活活累死、被老板踢出工厂冻死饿死的工人，就是眼前这几个还在人世间挣扎的家伙，在王秋的眼里，貌似也都是一副垂垂待毙、行尸走肉的模样——平均不过是二三十岁的年纪，却衰老得好像是四五十岁的人；无论是男是女，全都身材伛偻、反应迟钝，走路踉踉跄跄，体质极为虚弱；多半患有肺炎、肺结核、支气管炎和哮喘病，以及消化不良症、肝病、肾病和风湿症这些常见的职业病。却根本没有钱去治疗，也没有假期去调养，只能过一天算一天地熬ri子……
就连古埃及那些在尼罗河畔种田的农奴，貌似也比这些资本主义的“zi yo人”更加健康得多！
对于这些民国时代的无产阶级劳动者来说，工厂的铁门恐怕就像是吃人怪兽的大嘴，上工的汽笛就是吃人的咀嚼声，吞进去一条条鲜活的健康生命，吐出来一具具垂死的行尸走肉……这简直是太骇人听闻了！
怪不得马克思会说：“资本来到世间，从头到脚，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。”——像这样原始版本的资本主义，果然是一套吃人的制度！不是夸张，不是艺术化的修辞，是真的在吃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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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 二十六、这个世界上没有天国（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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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 二十七、这个世界上没有天国（下）
为什么大萧条时代的美国人会一边把牛奶倒进阴沟，让庄稼烂在地里，一边却又在成千上万地饿死？
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，从本质上来讲，跟过去人们印象中的天灾是截然相反的——不是因为自然灾害和战争毁坏了太多的东西，导致剩下的东西不够那么多人分配；而是恰恰相反，因为资本家生产了太多的东西，却没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，这才导致了商品积压、资本主义生产链条挤爆的“富裕病”！
经济危机的本质，就是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，导致多数人缺乏购买力，需求不足——自从19世纪初工业革命完成之后，工人开始能够造出远超过自己基本需求的物资，但是饱受压榨的他们却消费不了这么多东西，于是人类就开始不停地担心生产过剩——每一次生产过剩的总爆发，就意味着经济危机的再次降临。
而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要解决经济危机，通常只有两条路，一种办法是用战争打开新的市场——比如说鸦片战争，可惜等到整个地球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后，就再也没有新的市场可供开拓了；另一种办法是用战争来消灭掉一部分生产力——比如说两次世界大战……说起来，这事情怎么看都挺疯狂——不是像古代游牧民族一样，为了获取生存物资而不得不进入农耕地区掠夺财物；而是因为生产的东西太多了，各大强国就要彼此开战。用老百姓的性命来消灭掉多余的生产力，回头好让资本家继续发财？！！
但是没有办法。早期版本的资本主义就是如此的荒诞——荒诞到了要用人命来消耗多余财富的地步！
又或者，是荒诞到了要靠自家女人的卖身皮肉钱，来弘扬军威、征服世界的程度……
“……唉，正所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在这个阴霾笼罩的悲惨世界上，无论哪里都没有幸福安乐的天国。纵使是列强又能如何？别看日本人如今在中国的土地上何等嚣张，他们在自己国内同样是过着民不聊生的日子！底层士兵被一封明信片强征去‘效忠天皇’，乡下的家里没了撑大梁的主要劳动力。只好把女儿卖进青楼花街，甚至一路转售到南洋和上海……要不然，这大上海的青楼里，哪来的这许多日本姑娘？”
关于不幸的话题说到最后，王秋也随口插了几句，“……说不定正当某位日本士兵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掳掠的时候，他的姐妹甚至女儿却在上海的堂子里脱光了衣服。被咱们‘支那人’千人骑万人跨呢！”
然而，在这些看着很像菜鸟的地下党成员们，滔滔不绝地谈论完各自的悲惨经历之后，王秋等诸位“未来同志”还没来得及转到下一个话题，他们却又话锋一转，谈论起了北方的苏联和国内的各个红色根据地。
——根据这些地下党人的描述。在这个被战乱、贫穷和经济危机折磨的世界之中，只有苏联这个“天堂”才是人类适合生存的地方。那里没有战火动荡，没有经济危机，没有失业狂潮，每个人都有饭吃。有房子住，甚至还有医疗保险……所以苏联驻美国的大使馆门外排着长队要签证。一年就有十万技工移民苏联。中国人若非实在没有门路，恐怕也早就想“投奔天堂”了。
至于国内的红色根据地么，条件自然就要艰苦得多，还得承受反动派的一次次残酷围剿。但至少那里废除了剥削制度，老百姓有田地，有希望，有公正——很多人都开始后悔，自己先前没能跟着党中央一起从上海转移走，以至于只能继续在这里受活罪。如果能够到苏区去的话，某某人可能就不会过劳死了……就算是为了保卫革命成果而战死沙场，至少也要比窝窝囊囊地在资本家的工厂里活活累死要强……
……好吧，确实，当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因为财富太多、需求不足而陷入大萧条之时，公有制的苏联却可以在无视利润的情况下，不断地扩大生产。因为在公有制之下，企业在造出产品之后可能为任何原因发愁，比如质量、款式、功能等等——粗大黑硬的苏联货在这些方面确实都很糟糕——但最起码绝不会因为而造多了发愁：大不了直接当福利分配给老百姓，反正不必计较利润。这种做法或许会浪费资源，或许不符合市场规律……但就是可以分配掉产品，不会因为生产出太多的东西而陷入经济危机——这使得苏联的工业实力每过五六年就能翻一番，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却在不断地把工厂废弃……就在这西方世界衰败萧瑟、哀鸿遍野的悲催年代里，苏联却逆流而上，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工业强国！
因此，跟大萧条时代几百万无业盲流跟蝗虫似的一个州一个州乱转，七千万人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退役老兵在华盛顿被屠杀的美国相比，苏联公民在计划经济之下享受的配给制生活供应，怎么看都算是非常幸福了。而若是跟如今烽火连天，饿殍遍地、民不聊生的中国相比，如今人人都有工作，有饭吃——即使饭菜比较差，但别忘了此时的中国不晓得多少人没饭吃呢——的苏联，更是绝对称得上人间天堂。
——此时的乌克兰大饥荒早已结束，苏联公民每天都有六百到八百克的面包定量配给，比当时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强多了。至于传说中无比可怕的大清洗则还没有开始，基洛夫 同志还活得好好的呢。
但是，如今的各个红军根据地……就算不考虑敌人围剿的问题，也绝对不是适合这些人生存的地方。
“……咳咳，虽然很不想打击你们的革命积极性。但为了防止你们因此而吃亏，我还是实话实说吧！”
王秋挠了挠鼻子。开口说道，“……当初没有跟着党中央一起撤到苏区，对于你们个人来说，或许还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。否则的话，以你们如此复杂的出身成分，恐怕至少有一半的人都会成为肃反对象……”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——肃反、整风、文革……在的党史上，这是三个既让人厌恶反感，又让人毛骨悚然的名词。
而在这三者之中。早期的肃反显得尤为疯狂、血腥和残酷——有位刻薄的右翼知识分子，曾经颇为精辟地总结说：肃反的核心是杀人；整风的核心是洗脑；文革的核心是整人。
由此可见，如果说整风算是严厉的教育，文革算是有点过激的文斗，基本只是精神上挨整，没有从上消灭——忍受不了凌辱而自杀则是另一回事……那么肃反就是屠杀了，简直可以用草菅人命来形容：
——怀疑。酷刑，屈打成招，胡乱咬人，再把被供出的人抓起来严刑拷打，招出更多的人，再抓更多的人来严刑拷打……如同传销一样。下线越来越多，内j越抓越多。许多人明知不交代是死，交代了也是死，但由于实在是忍受不了极其残酷的肉刑折磨，只求快死。于是便无奈认罪并胡乱咬出别人。
因此，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。使得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，一年内换了四、五任。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，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。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5万多红军减员为4000人，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，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，更不敢入党……
既然后果如此严重，早期为什么要肃反？要用疯狂砍杀自己同志的办法来维护“党的纯洁性”？
这里面主要有三层原因：
第一，当时红军草创，指挥系统紊乱，党政军系统的成分全都十分复杂，其中确实是混进去了一些投机分子和国民党特务。在围剿战争之中，红军和游击队的据点，常常被告密失守，一些为苏维埃工作过，或参加过拥军支前，甚至参加过助耕队的农民，也常被叛徒告发而遭受杀身之祸。
另外，随着“清剿”的深入，国民党为了“斩草除根”，预防回来再设据点，派出了一些特务潜伏“匪区”，给根据地的游击斗争增添了困难。比如说，张国焘就在鄂豫皖根据地破获了一个国民党特务组织，计划是要伪装成伤兵混入红军后方，爆破红军的战地医院，还得到了另外一些内j的配合。
——坚固的堡垒多半是从内部攻克的，艰难困苦的斗争形势和随时笼罩的死亡阴影，使得早期的红军多次发生叛变、逃亡事件，给部队和组织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严重损失。
而极度严峻的战争形势，更是大大加强了红军领导者的忧患意识。因此，未雨绸缪、防患于未然，彻底排查清理队伍自身，就成为了许多领导人的第一选择，肃反这种特殊斗争形式也就出现了……
所以说，肃反并不完全是捕风捉影、无中生有、罗织罪状，而是有着一定事实依据的。
第二、早期还很不成熟，不知道党内斗争要留有余地。加之很多品行不好的领导干部在执行肃反任务时趁机铲除异己，胡作非为，大搞逼供，从而造成了肃反的扩大化。很多出身白军的干部在被杀时旧根本没有任何借口，理由只是他们立场不坚定，杀了保险……更别提在有的根据地里，居然是由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在主持肃反……最终折腾出个什么局面，自然可想而知。
第三、任何组织都无法避免内部的派系斗争，而也不例外——土地革命战争前期，党中央依然滞留在上海，跟散布在各处穷乡僻壤的红色根据地长期脱节，让中央和地方之间产生了无数的矛盾和冲突：地方红军认为从中央空降下来的特派员在瞎指挥乱弹琴；党中央也因为地方红军的公然违令而暴跳如雷……于是就互相用简单粗暴的甚至是血腥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者，使得很多英勇的红军战士没有死于敌人枪口。却死于自己同志的屠刀之下。
更要命的是，这种做法会让始作俑者有着一种上瘾的感觉。再加上无数人趁机公报私仇、滥用职权……闹到最后已经成了一笔糊涂账，根本说不清楚谁是谁非，而躺着中枪的小人物更是数不胜数。
所以，对于这些出身背景复杂的菜鸟地下党而言，肃反时期的苏区说不定会比白色恐怖的上海更危险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在听了诸位“未来同志”对苏区肃反的描述，再结合之前隐约听到的一些不好传闻，还有国民党当局一些原本被认为是“诽谤”的公开宣传……诸位原本对“无产阶级天堂”充满美好遐想的地下党人，一时间不由得大为沮丧。颇有些理想幻灭的绝望感。
倒是刚刚从顾曼莎家里赶过来的胡德兴总政委，对这事看得很开：革命都是这样的，法国人在十八世纪末玩革命的时候，不也是一样的党同伐异，杀得个人头滚滚、天翻地覆？而苏俄革命似乎也同样如此——没看到“红军之父”托洛斯基如今落到了个什么下场？只有对自己够狠，才能对敌人更狠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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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位骨瘦如柴的纱厂工人如是抱怨说，同时绘声绘sè地模仿起了老板训诫他们的口吻：“……你们不是痛恨ri本人吗？不是要反ri爱国吗？ri本人正要打倒华纱，使得你们没有工做呢！现在你们帮助厂方减低出品成本，就是表示我们中国‘劳资合作’的团结ng神，也就是抵ri货、救中国的爱国行动！万一各位工友不肯帮忙，那末我们无法维持，只有关厂！而你们这帮懒鬼则个个都是汉niān卖国贼！”
说到这里。他不由得摊了摊手，“……话都已经说到了这一步了，我们还能怎么办呢？多费点力气总比失业好……可是每天十六小时工作之后。那感觉真是仿佛大病初愈。更别提在有些时候，还要加班到每天十八个小时！当真是连走出车间的力气都没有了！而工钱却只给十二小时的！甚至还要打折，还要迟发！
我有个曾经一起扛枪的好兄弟，乃是一条身强力壮的山东大汉。一个人打五个不成问题。谁知沦落到纱厂里干了才一年。一身疙瘩肉就掉了个ng光，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，面sè像死人一般的惨，走起路来好像踩高跷，整天咳嗽流冷汗，还是硬撑着做工，最后活活累死——死的时候只剩了不到六十斤重啊！
哎，在工厂里活活累死。都还不是最惨的。有些工友累出了浑身的重病，站都站不起来。实在是干不动活，却又一时死不了，结果就被老板一脚踢出厂门……可怜他们已经是连爬都爬不动，想要当乞丐都没有力气开口讨饭，只能就这么蜷缩在墙角，等着什么时候被饿死冻死，没有喂了野狗就算是运气……”
接下来，香烟厂的员工也抱怨说，他们的工厂最近改用了流水线作业，生产速度大大加快，工人数量却并不增反减，以至于一个人要负责好几道工序，还要连续工作至少十几个小时，一刻都不得休息。因此每个礼拜都有人忙中出错，被绞住头发或削掉手指头……而这年头的中国工人既没有工伤待遇，也没有意外伤害保险，即使成了残废，东家最多也就是给几块钱，然后丢出去自生自灭……
像这样在工厂中被榨干血肉的过劳死，听上去已经够可怕了，然而更可怕的是，在付出了如此损害健康的劳动之后，有很多工人依然拿不到应得的工钱——“……从去年开始，厂里的工资就只发一半的现钱，另一半发卖不出去的本厂产品（丝绸），让工人自己想办法卖掉来换钱，可身边的朋友们都穷得没饭吃，哪里买得起绸子呢？如今市面上的丝绸又严重滞销，连当铺都不肯收！没有办法，我只得抱着绸子哭！”
一位脸sè憔悴的丝绸厂女工捧着茶杯，泣不成声地哭诉说，而王秋则很怜悯地表示，自己愿意出钱收购她的绸子，并且考虑是不是要下个单子，把她们厂里积压的丝绸买来——反正自己手里就数钞票最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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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了这些工人的悲惨叙述，看着他们廋骨嶙峋、未老先衰、百病丛生的身体，王秋同学深受震撼。
事实上，且不说那些在故事中被活活累死、被老板踢出工厂冻死饿死的工人，就是眼前这几个还在人世间挣扎的家伙，在王秋的眼里，貌似也都是一副垂垂待毙、行尸走肉的模样——平均不过是二三十岁的年纪，却衰老得好像是四五十岁的人；无论是男是女，全都身材伛偻、反应迟钝，走路踉踉跄跄，体质极为虚弱；多半患有肺炎、肺结核、支气管炎和哮喘病，以及消化不良症、肝病、肾病和风湿症这些常见的职业病。却根本没有钱去治疗，也没有假期去调养，只能过一天算一天地熬ri子……
就连古埃及那些在尼罗河畔种田的农奴，貌似也比这些资本主义的“zi yo人”更加健康得多！
对于这些民国时代的无产阶级劳动者来说，工厂的铁门恐怕就像是吃人怪兽的大嘴，上工的汽笛就是吃人的咀嚼声，吞进去一条条鲜活的健康生命，吐出来一具具垂死的行尸走肉……这简直是太骇人听闻了！
怪不得马克思会说：“资本来到世间，从头到脚，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。”——像这样原始版本的资本主义，果然是一套吃人的制度！不是夸张，不是艺术化的修辞，是真的在吃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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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大萧条时代的美国人会一边把牛奶倒进阴沟，让庄稼烂在地里，一边却又在成千上万地饿死？
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，从本质上来讲，跟过去人们印象中的天灾是截然相反的——不是因为自然灾害和战争毁坏了太多的东西，导致剩下的东西不够那么多人分配；而是恰恰相反，因为资本家生产了太多的东西，却没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，这才导致了商品积压、资本主义生产链条挤爆的“富裕病”！
经济危机的本质，就是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，导致多数人缺乏购买力，需求不足——自从19世纪初工业革命完成之后，工人开始能够造出远超过自己基本需求的物资，但是饱受压榨的他们却消费不了这么多东西，于是人类就开始不停地担心生产过剩——每一次生产过剩的总爆发，就意味着经济危机的再次降临。
而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要解决经济危机，通常只有两条路，一种办法是用战争打开新的市场——比如说鸦片战争，可惜等到整个地球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后，就再也没有新的市场可供开拓了；另一种办法是用战争来消灭掉一部分生产力——比如说两次世界大战……说起来，这事情怎么看都挺疯狂——不是像古代游牧民族一样，为了获取生存物资而不得不进入农耕地区掠夺财物；而是因为生产的东西太多了，各大强国就要彼此开战。用老百姓的性命来消灭掉多余的生产力，回头好让资本家继续发财？！！
但是没有办法。早期版本的资本主义就是如此的荒诞——荒诞到了要用人命来消耗多余财富的地步！
又或者，是荒诞到了要靠自家女人的卖身皮肉钱，来弘扬军威、征服世界的程度……
“……唉，正所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在这个阴霾笼罩的悲惨世界上，无论哪里都没有幸福安乐的天国。纵使是列强又能如何？别看日本人如今在中国的土地上何等嚣张，他们在自己国内同样是过着民不聊生的日子！底层士兵被一封明信片强征去‘效忠天皇’，乡下的家里没了撑大梁的主要劳动力。只好把女儿卖进青楼花街，甚至一路转售到南洋和上海……要不然，这大上海的青楼里，哪来的这许多日本姑娘？”
关于不幸的话题说到最后，王秋也随口插了几句，“……说不定正当某位日本士兵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掳掠的时候，他的姐妹甚至女儿却在上海的堂子里脱光了衣服。被咱们‘支那人’千人骑万人跨呢！”
然而，在这些看着很像菜鸟的地下党成员们，滔滔不绝地谈论完各自的悲惨经历之后，王秋等诸位“未来同志”还没来得及转到下一个话题，他们却又话锋一转，谈论起了北方的苏联和国内的各个红色根据地。
——根据这些地下党人的描述。在这个被战乱、贫穷和经济危机折磨的世界之中，只有苏联这个“天堂”才是人类适合生存的地方。那里没有战火动荡，没有经济危机，没有失业狂潮，每个人都有饭吃。有房子住，甚至还有医疗保险……所以苏联驻美国的大使馆门外排着长队要签证。一年就有十万技工移民苏联。中国人若非实在没有门路，恐怕也早就想“投奔天堂”了。
至于国内的红色根据地么，条件自然就要艰苦得多，还得承受反动派的一次次残酷围剿。但至少那里废除了剥削制度，老百姓有田地，有希望，有公正——很多人都开始后悔，自己先前没能跟着党中央一起从上海转移走，以至于只能继续在这里受活罪。如果能够到苏区去的话，某某人可能就不会过劳死了……就算是为了保卫革命成果而战死沙场，至少也要比窝窝囊囊地在资本家的工厂里活活累死要强……
……好吧，确实，当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因为财富太多、需求不足而陷入大萧条之时，公有制的苏联却可以在无视利润的情况下，不断地扩大生产。因为在公有制之下，企业在造出产品之后可能为任何原因发愁，比如质量、款式、功能等等——粗大黑硬的苏联货在这些方面确实都很糟糕——但最起码绝不会因为而造多了发愁：大不了直接当福利分配给老百姓，反正不必计较利润。这种做法或许会浪费资源，或许不符合市场规律……但就是可以分配掉产品，不会因为生产出太多的东西而陷入经济危机——这使得苏联的工业实力每过五六年就能翻一番，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却在不断地把工厂废弃……就在这西方世界衰败萧瑟、哀鸿遍野的悲催年代里，苏联却逆流而上，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工业强国！
因此，跟大萧条时代几百万无业盲流跟蝗虫似的一个州一个州乱转，七千万人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退役老兵在华盛顿被屠杀的美国相比，苏联公民在计划经济之下享受的配给制生活供应，怎么看都算是非常幸福了。而若是跟如今烽火连天，饿殍遍地、民不聊生的中国相比，如今人人都有工作，有饭吃——即使饭菜比较差，但别忘了此时的中国不晓得多少人没饭吃呢——的苏联，更是绝对称得上人间天堂。
——此时的乌克兰大饥荒早已结束，苏联公民每天都有六百到八百克的面包定量配给，比当时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强多了。至于传说中无比可怕的大清洗则还没有开始，基洛夫 同志还活得好好的呢。
但是，如今的各个红军根据地……就算不考虑敌人围剿的问题，也绝对不是适合这些人生存的地方。
“……咳咳，虽然很不想打击你们的革命积极性。但为了防止你们因此而吃亏，我还是实话实说吧！”
王秋挠了挠鼻子。开口说道，“……当初没有跟着党中央一起撤到苏区，对于你们个人来说，或许还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。否则的话，以你们如此复杂的出身成分，恐怕至少有一半的人都会成为肃反对象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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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肃反、整风、文革……在的党史上，这是三个既让人厌恶反感，又让人毛骨悚然的名词。
而在这三者之中。早期的肃反显得尤为疯狂、血腥和残酷——有位刻薄的右翼知识分子，曾经颇为精辟地总结说：肃反的核心是杀人；整风的核心是洗脑；文革的核心是整人。
由此可见，如果说整风算是严厉的教育，文革算是有点过激的文斗，基本只是精神上挨整，没有从上消灭——忍受不了凌辱而自杀则是另一回事……那么肃反就是屠杀了，简直可以用草菅人命来形容：
——怀疑。酷刑，屈打成招，胡乱咬人，再把被供出的人抓起来严刑拷打，招出更多的人，再抓更多的人来严刑拷打……如同传销一样。下线越来越多，内j越抓越多。许多人明知不交代是死，交代了也是死，但由于实在是忍受不了极其残酷的肉刑折磨，只求快死。于是便无奈认罪并胡乱咬出别人。
因此，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。使得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，一年内换了四、五任。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，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。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5万多红军减员为4000人，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，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，更不敢入党……
既然后果如此严重，早期为什么要肃反？要用疯狂砍杀自己同志的办法来维护“党的纯洁性”？
这里面主要有三层原因：
第一，当时红军草创，指挥系统紊乱，党政军系统的成分全都十分复杂，其中确实是混进去了一些投机分子和国民党特务。在围剿战争之中，红军和游击队的据点，常常被告密失守，一些为苏维埃工作过，或参加过拥军支前，甚至参加过助耕队的农民，也常被叛徒告发而遭受杀身之祸。
另外，随着“清剿”的深入，国民党为了“斩草除根”，预防回来再设据点，派出了一些特务潜伏“匪区”，给根据地的游击斗争增添了困难。比如说，张国焘就在鄂豫皖根据地破获了一个国民党特务组织，计划是要伪装成伤兵混入红军后方，爆破红军的战地医院，还得到了另外一些内j的配合。
——坚固的堡垒多半是从内部攻克的，艰难困苦的斗争形势和随时笼罩的死亡阴影，使得早期的红军多次发生叛变、逃亡事件，给部队和组织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严重损失。
而极度严峻的战争形势，更是大大加强了红军领导者的忧患意识。因此，未雨绸缪、防患于未然，彻底排查清理队伍自身，就成为了许多领导人的第一选择，肃反这种特殊斗争形式也就出现了……
所以说，肃反并不完全是捕风捉影、无中生有、罗织罪状，而是有着一定事实依据的。
第二、早期还很不成熟，不知道党内斗争要留有余地。加之很多品行不好的领导干部在执行肃反任务时趁机铲除异己，胡作非为，大搞逼供，从而造成了肃反的扩大化。很多出身白军的干部在被杀时旧根本没有任何借口，理由只是他们立场不坚定，杀了保险……更别提在有的根据地里，居然是由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在主持肃反……最终折腾出个什么局面，自然可想而知。
第三、任何组织都无法避免内部的派系斗争，而也不例外——土地革命战争前期，党中央依然滞留在上海，跟散布在各处穷乡僻壤的红色根据地长期脱节，让中央和地方之间产生了无数的矛盾和冲突：地方红军认为从中央空降下来的特派员在瞎指挥乱弹琴；党中央也因为地方红军的公然违令而暴跳如雷……于是就互相用简单粗暴的甚至是血腥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者，使得很多英勇的红军战士没有死于敌人枪口。却死于自己同志的屠刀之下。
更要命的是，这种做法会让始作俑者有着一种上瘾的感觉。再加上无数人趁机公报私仇、滥用职权……闹到最后已经成了一笔糊涂账，根本说不清楚谁是谁非，而躺着中枪的小人物更是数不胜数。
所以，对于这些出身背景复杂的菜鸟地下党而言，肃反时期的苏区说不定会比白色恐怖的上海更危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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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听了诸位“未来同志”对苏区肃反的描述，再结合之前隐约听到的一些不好传闻，还有国民党当局一些原本被认为是“诽谤”的公开宣传……诸位原本对“无产阶级天堂”充满美好遐想的地下党人，一时间不由得大为沮丧。颇有些理想幻灭的绝望感。
倒是刚刚从顾曼莎家里赶过来的胡德兴总政委，对这事看得很开：革命都是这样的，法国人在十八世纪末玩革命的时候，不也是一样的党同伐异，杀得个人头滚滚、天翻地覆？而苏俄革命似乎也同样如此——没看到“红军之父”托洛斯基如今落到了个什么下场？只有对自己够狠，才能对敌人更狠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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